适逢周末，出了郑州，前往中牟，路便渐渐地野了。冬麦在地里绿着，是那种怯怯的、不敢张扬的绿；杨树枝干却挺得笔直，像一支支洗净了的狼毫，等着谁来蘸取天色。车在堤上走，颠簸着，不多时，那一条清亮亮的贾鲁河便横在眼前。

郑州水利建筑勘测设计院院长董永立早已在河边等候我们。为了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贾鲁河的容颜，他将我们带到贾鲁河畔左岸的祥和山上。晨雾尚未散尽，天地间便洇开一片淡淡的青灰，像宣纸被清水漫过，晕染出朦胧的诗意。站在祥和山上西望，贾鲁河如一条精美的银练，从远处缓缓地铺展在平原上。北面便是黄河，与贾鲁河像一对兄弟，一南一北，相伴而行。

站在祥和山上，董院长向我们讲起贾鲁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深深的印迹。

图：贾鲁河

贾鲁河是郑州的“母亲河”。她的前身在远古时期是济水的一段，发源于郑州西南新密山区圣水峪，流经郑州市区，经中牟入开封尉氏，向东南经扶沟入周口，汇入淮河支流沙颍河。

战国末年，这里没有河流，只有一片平坦的、被黄河淤灌过的沃土。魏惠王9年，从安邑迁都大梁的那个君王，站在某处与我相似的高地，望着东来的黄河与南去的颍水，心里盘算着一件事：如何把它们连起来。那不是一个诗人的想象，是一个政治家的算盘。江淮的粮食、南方的铜锡、宋郑的商贾，若有一条水路直通大梁，他的都城便是天下的心脏。

于是他下令开挖，便诞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鸿沟，成为后世的楚河汉界。那一年是公元前361年，西方的秦国正忙着与魏国争夺少梁，东方的齐国田氏刚刚取代姜氏。没有人注意到中原这条新开的运河。它静静地躺着，引黄河水入圃田泽，又从圃田泽向东、向南，像一棵树伸展根系，渐渐连通了济、濮、睢、颍、汝、泗。从此，黄河与淮河之间的千万条散漫的水，被一根无形的线穿了起来。2300年前的河工，他们挖出的河道，最宽处300多米，最深处合今10丈。这样的工程，没有机械，没有炸药，只有锹、筐、肩膀和无数个日出日落。魏惠王31年，河道终于全线贯通。于是，这条河便载入史册。《竹书纪年》载：“入河水于圃田，又为大沟而引圃水。”鸿沟突破了天然河流互不相通的局限，不仅在规模上比春秋末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大得多，所起的作用也更为突出。鸿沟水系形成之后，沟通了黄河、淮河水系之间的交通。《史记·河渠书》记载：“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……此渠皆可行舟”。

魏惠王不会想到，100多年后，这条沟会等来两个人。公元前203年的秋天，这条河的两岸，驻扎着这世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。西岸是汉，东岸是楚。项羽在广武山上筑了一座城，叫东广武城；刘邦在对面也筑了一座，叫西广武城。两城相距不过二百步，说话的声音大些，怕都能听见。两岸的军营连绵数十里，炊烟在暮色里升起，又散开。项羽立在城头，望着对面的旌旗，他知道刘邦就在那里，隔着这条他亲手划定的界线。于是有了那条著名的约定：“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”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）

这条鸿沟，滋养过田禾，载运过商船，也倒映过末路的英雄与得胜的旗旌。清代诗人王士禛有《荥泽渡河》诗为证：“渺渺星槎击楫登，鸿沟极目气飞腾。”

图：位于郑州荥阳的“鸿沟”石刻

谈起贾鲁河的前生，董院长说，贾鲁河早期不止叫鸿沟，还叫过叫阴沟、浪荡渠。

战国末年，秦大将王贲引黄河水经鸿沟灌大梁，大梁城毁，魏国灭亡。国人认为这都是鸿沟惹的祸。鸿沟被赋予了更多的贬义色彩，遂改称阴沟。但这名字听着不雅，甚至有些腌臜。现今人说起“阴沟”，总想到城市地下的排污道，黑暗、潮湿，泛着浊气，还有阴沟里翻船的比喻。可古时的“阴沟”，流过中原的土地，蒸腾过秦汉的炊烟，氤氲过魏晋的战旗。

《水经注》里说 “出河之济，即阴沟之上源也”，“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（在今河南原阳）……俱东南流，同受鸿沟沙水之目。”阴沟从荥阳那边来，与鸿沟纠缠在一起，分分合合，最后归于沙水。郦道元当年访这条河的时候，望着河水东流，写下“阴沟”二字，又记下它的源流、支派、汇合、分岔。阴者，隐也。它隐在历史里，隐在典籍里，隐在农田下，隐在口语中。不像鸿沟那样张扬，留下一个成语，划开一个天下。它是暗的，是深的，是不为人知的。可它流过的岁月，未必比鸿沟短；它承载的生计，未必比鸿沟少。这或许就是“阴”的深意：不与争锋，不自炫耀，只默默地在低处流着，滋养着那些最卑微、最沉默的生命。它从中原大地上流过两千年的河。

比之阴沟，浪荡渠的名字更像这条河的性格。《水经注》里说：“阴沟始乱蒗荡，终别于沙。” 西汉时期，鸿沟又称狼汤渠。《水经》称：“（河水）又东过荥阳县北，浪荡渠出焉。”郦道元注曰：“大禹塞荥泽，开之以通淮、泗。即《经》所谓浪荡渠也。”浪荡渠名称来源于战国时期博浪沙。提起博浪沙，不由得想起司马迁《史记》中那几行字记载的：“得力士，为铁椎重百二十斤。秦始皇东游，良与客狙击秦始皇博浪沙中，误中副车。”

这几行文字，使人想到这样一幅画面：阳光炽烈地照在沙地上，泛着白茫茫的光。秦始皇的车队从东边来，旌旗在热风中懒洋洋地飘着。三十六辆车，一样的形制，一样的装饰，蜿蜒在官道上，像一条迟缓的龙。路旁的灌木丛后，两个人正屏息等着。一个是韩国贵族的后裔，姓张名良。另一个是请来的力士，面目粗犷，臂上肌肉虬结，此刻正握着那根铁椎。张良祖上五世相韩，享受无限荣光。然而秦国来了，韩国灭了，祖父与父亲一生的经营，化为乌有。他的刺秦，不只是为韩国，也是为他自己。车队近了，张良命力士抡起铁锥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弧，砸中了那辆车，车裂人惊，但车里坐着的，不是秦始皇。张良和力士趁乱逃走。我想，如果那一椎击中了呢？如果秦始皇真的死在博浪沙，历史会怎样改写？

站在祥和山上，咀嚼着阴沟、浪荡渠的名字，我想，一条河的名字会变，河床会变，可那些被它滋养过的生命，那些在它岸边生老病死的百姓，那些写在史书角落里或根本没被写进史书的悲欢。那些沿河而居的百姓，未必知道什么楚汉相争、什么中分天下，他们只知道，这条河，给了他们水，给了他们出路，给了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生生不息。

浪荡渠浪荡到了东汉，改名汴渠。东汉刘秀定都雒阳（今河南洛阳），汴渠水运作用日益重要，出现了“东方之漕，全资汴渠”的形势。只是，汴渠身后的黄河生性善淤、善决、善徙，决溢频繁，泛滥与淤塞反复交替，汴渠千疮百孔，航运时断时续，两岸的百姓饱受水患之苦。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记载：“自汴渠决败，六十余岁……漭漾广溢，莫测圻岸，荡荡极望，不知纲纪。今兖、豫之人，多被水患。”

让这条河重获新生的，是在东汉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，汉明帝站在洛阳宫中的舆图前，眉头紧锁。黄河水侵入汴渠已有数十年，洪水肆虐，田园庐舍尽被淹没，东南漕运也近乎断绝。公元69年，朝廷终于下定决心，命王景主持这场空前的治河工程。

王景，字仲通，是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。他博学多才，对治河的利害得失了然于胸。此前，他在修浚仪渠时，便创用了“墕流法”——在渠侧修筑滚水坝，水大时自然溢出，以此保护渠堤安全。汉明帝询问治河方略时，他对答如流，深得皇帝赏识。汴渠决败，乃因黄河之害。治汴是主因，治河是前提，治汴必先治河。那一年夏天，数十万民工聚集在黄河与汴渠两岸。王景的治河工程，包括修筑黄河大堤和整治汴渠河道两部分。他从荥阳开始，沿河筑堤，一直修到千乘海口，绵延千余里。堤防牢牢控制住了冲开的河道，使黄河与汴渠分流，“河不侵汴”，各安其流。同时，王景还在汴渠上修建水门，控制水量，使这条南北水运的大动脉重新通畅起来。

《后汉书》中评价说，王景治河“底绩远图，复禹弘业”，将他与大禹相提并论。清代魏源在《筹河篇》中说得更直接：“王景治河，千年无患。”此后八百余年，黄河基本安流，汴渠也得以长久通航。汴渠的修治，对于开封而言，意义尤为深远。东汉以后，汴渠通畅，开封作为水运枢纽的地位得以恢复。南北朝时，开封由县治升为州治，改称汴州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，将汴渠疏浚后纳入通济渠，成为大运河最重要的河段。唐以后，通济渠又称汴河，不仅是一条水运通道，更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。

到了北宋，汴河已经成为东京城的生命线。宋太宗赵光义曾说：“东京养甲兵十万，居人百万家，天下转漕，仰给在此一渠水。”每年由汴河漕运到开封的粮米，就多达八百万石。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汴河两岸商贾云集，舟船如织，那种繁华的景象，仿佛能从画中流淌出来。

然而，汴河的兴盛，始终伴随着一个隐忧——它引入的是黄河水。黄河多沙，汴渠河道年年淤积，必须岁岁疏浚。北宋时，每年春天都要征调三十余县的民工，清理淤浅的河道。到了冬季，汴河断流，民工们便下到河底，挖出淤泥，直至露出河底的石板、石人为止。那场面，想来是热闹的，号子声此起彼伏，铁锨飞扬，驴马嘶鸣，孩子们在岸上追逐着从淤泥里蹦出的鱼。

金元以后，黄河改道，汴渠被黄河所夺，河道渐渐淤平。那千里的长河，曾经是那样的辉煌，那样的繁忙，那样的让人向往。汴渠已经幻化，但它的名字留了下来。开封简称“汴”，仿佛是一种永恒的纪念。

图：王景

望着远处那片沉默的黄土地，耳边仿佛还回响着700年前的水声。那是一个王朝的喘息，也是一位治河者的绝唱。

元朝至正四年的夏天，大雨下了二十多天，黄河终于撑不住了。河水在曹县白茅堤冲开了一道口子，平地水深两丈有余。紧接着，金堤也溃了。河南、山东、安徽交界处成了一片泽国，百万亩良田沉入水底，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。更致命的是，黄水直逼大运河——那是元王朝的经济命脉。

那一年，贾鲁已经47岁了。他出生在山西高平，少年时便有抱负，两次以明经科考中乡贡。他做过儒学教授，当过潞城县尹，后来被召入朝中，参与修撰辽、金、宋三史，担任宋史主修官。但真正让他魂牵梦萦的，不是故纸堆里的往事，而是眼前这条奔腾咆哮的大河。

早在至正八年，朝廷在济宁设立行都水监，贾鲁被任命为都水使者。治汴必先治黄。他沿着黄河实地考察，往返数千里，不辞劳苦。他看到的是故道淤塞、堤防残破，看到的是百姓流离、田园荒芜。于是，他画出了详细的治水图，提出了两个方案：一是修筑北堤，控制横流，用工节省；二是疏塞并举，挽河东行，恢复故道，工程浩大但效益长远。

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。朝中议论纷纷，有人说工程太大，有人说民力不堪，还有人担心——山东连年灾荒，若聚二十万民夫于此，恐怕“他日之忧，又有重于河患者”。贾鲁被调离了都水监。

直到至正九年，黄河再次泛滥，危及汴河漕运和盐场。丞相脱脱重新起用贾鲁，采纳了他的方案。至正十一年4月，55岁的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，官至二品，授以银印。贾鲁他带着15万民夫和2万士兵，开始了中国治河史上罕见的大工程。在治理黄河白茅堤决口的同时，疏浚了郑州京、索等水，疏浚、拓宽和连接原来的汴河河道。贾鲁把工程分为疏、浚、塞三步，先易后难。他首先疏浚黄河故道，从黄陵岗到商丘哈只口，全长182里。河道有高有低，有宽有狭，他因地制宜，该挖的挖，该拓的拓。同时，他又开凿了98里长的减水河，以备分洪。七月的烈日下，河工们汗流浃背，铁锨翻飞，一条沉睡多年的故道终于重新苏醒。

第二步是堵塞故道两岸的缺口和豁口。从商丘哈只口到徐州300余里，107处缺口被一一筑塞。北岸地势低洼，他修筑了254里护岸堤防。这些工程做完后，8月，他开始向故道放水。白茅决口是整场战役的关键。口门南北宽四百余步，中流深三丈有余，正值秋汛，水势凶猛如天降。贾鲁先在北岸筑起束水堤两道，总长26里，用以挑溜减势。接着，他又筑截河大堤19里。但这些还不够，口门太宽，水势太急，寻常的方法根本无法合龙。

贾鲁想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办法——石船堤障水法。他命人造了27艘大船，前后相连，用大桅和长桩固定，再用麻绳竹绠捆成方舟。船上装满石头，盖上木板，又覆上草埽，密密实实地捆扎妥当。每条船上选两名水性好的民工，手持斧凿，站在船首船尾。岸上鼓声一响，他们同时凿船，27艘船一起沉入决口。船沉了，水势稍减。但合龙口只剩下最后十几步时，水势反而更猛了。那水声如雷鸣，浪头如从天降，整道船堤都在颤抖。围观的河工们两腿发软，议论纷纷，都觉得这口怕是堵不上了。

贾鲁站在岸边，一动不动。他“日加奖谕，辞旨恳切”，对河工们说：“此事非成不可。”众皆感激，更加奋力。11月，白茅决口终于合龙了。那一天，黄河的水乖乖地流回了故道。两岸的河工们扔下铁锨，抱头痛哭。那是喜悦的泪，也是解脱的泪。贾鲁回朝，向元顺帝献上《河平图》。顺帝大悦，授他荣禄大夫、集贤大学士，命翰林学士欧阳玄撰写《河平碑》文。碑文里有一句话：“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，乘其精神胆气之壮，不惜卒，不畏讥评。”这句话，说尽了一个治河者的肝胆。

如此浩大的工程，在汛期施工，一年之内完成，这在治河史上极其罕见。但贾鲁的治河，终究没能挽救一个王朝。就在他堵口合龙的那个冬天，红巾军的火把照亮了中原大地，元王朝的统治开始摇摇欲坠。贾鲁被迫从军，五十七岁那年死于军中。

历史永久记住了他治河的功绩。明代田鉴《贾鲁河》诗云：“二三年间事，深为水患忧。恐来浸汴苑，导去过徐州。罔恤蒸民苦，惟从贾相谋。开通徒竭力，终究向南流。”康熙《郑州志》记载：“汴河今名贾鲁河，又名小黄河，以元臣贾鲁尝浚之，而北与黄河相表里也”。清代郑州文士朱炎昭的《汴河新柳》诗云：“滔滔汴河自东西，冉冉春生长短堤。断岸犹余残血在，柔条已共暖烟齐。至今贾鲁鸿猷远，终古隋家鸦影栖。淘尽英雄多少事，攀来恐惹恨凄迷。”

贾鲁治理汴河，不仅平息了水患，也复兴了开封一带的漕运。那条他治理过的汴河，人们叫它贾鲁河。清代水利专家靳辅评价贾鲁，说他“巧慧绝伦，奏历神速，前古所未有”。清人徐乾则说：“古之善言河者，莫如汉之贾让，元之贾鲁。”几千年的古河，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。贾鲁的名字和贾鲁河绑在一起，穿越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直到今天。

图：贾鲁治河

明清两代，贾鲁河是中原的命脉。南方的漕粮溯江入淮，转由黄河，再从贾鲁河北上，直抵京畿。朱仙镇因河而兴，商船桅杆如林，豫货从这里登船，茶叶、瓷器在这里上岸。开封城里的商人站在河岸边，指点着帆影，盘算着下半年的利银；郑州城外的农人引河水灌田，水稻一种就是几百年。那时的河水大概是浑浊的，不似此刻清寂——不是因为泥沙，而是因为船太多、人太稠。然而，道光二十三年的那场大雨，把这一切都浇散了。黄河在张家湾决口，浊浪卷着泥沙汹涌而下，生生灌满了贾鲁河。

贾鲁河的治理史，是一卷写满人名的长册。元代的贾鲁开了头，明清两代的官员们一代代接续着这个故事。有人成功了，名字刻在碑上；有人失败了，名字留在史书的贬词里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条河记住了他们。

道光28年秋天，潘铎来到河南。他是江苏江宁人，道光十二年的进士，从兵部主事做起，一路升迁，到任河南巡抚时，已经55岁了。他接手的是一条淤塞已久的贾鲁河。自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在中牟决口，浊流南泛，贾鲁河便被泥沙填塞。朱仙镇那个曾经“百货充牣”的繁华码头，河道壅滞，舟楫难行。潘铎亲自去勘查。他沿着河岸走，看到朱仙镇街市南北的河段淤得最厉害，几乎成了平地。他知道，这条河要是废了，朱仙镇也就废了。他上疏朝廷，请求大规模疏浚，又带头捐银50000两，由属下官员共同筹措。他还顺便奏请加培沁河的民堤，以防黄河再次决口波及。朝廷准了他的奏请。那是贾鲁河在晚清第一次得到认真的治理。潘铎雇了民夫，挖深河道，清除淤泥。工程进行的时候，他大概常常站在河岸上，看着那些忙碌的身影，想着这条河重现漕运盛景的那一天。

可惜他没有等到那一天。咸丰元年，他因为举荐的陈州知府黄庆安贪污事发，被降职调离。贾鲁河的疏浚工程虽然开了头，却没有彻底完成。潘铎离开河南后，辗转山西、湖南，后来署理云贵总督，同治二年在昆明遇害，谥号“忠毅”。他留给贾鲁河的，是50000两银子和一段未竟的工程。

此后的20多年里，贾鲁河时浚时塞，始终没有根治。同治年间，朝廷又拨了库银大修，结果还是功亏一篑，主事的官员还因此获了罪。河水不管人间的荣辱，该淤还是淤。

光绪七年秋天，李鹤年来到河南。他比潘铎年轻34岁，奉天义州人，道光25年进士，翰林院编修出身。同治四年，他第一次任河南巡抚，那时就想整治贾鲁河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被调走了。这一去十几年，他先后任闽浙总督、河东河道总督，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河南。这一次，他以河东河道总督的身份兼署河南巡抚，既管黄河，也管贾鲁河。回到河南后，当地的士绅父老纷纷来找他，说河南的水利，没有比治理贾鲁河更紧要的了。他们提出了一个方案：从王堂村另开一条新河，直达朱仙镇，再沿着旧河道南下，同时建闸控制水量。李鹤年勘查之后，犯难了。工程太大了，民夫干不了，花费也难以估量。他犹豫不决，迟迟没有答复。

转机来自一个叫蒋东才的人。蒋东才是记名提督，统领着豫营军队，恰好是李鹤年的旧部。李鹤年想起自己任河道总督时堵筑黑岗险工，曾调遣军队去干，将士们干活比民夫强出数倍。他去找蒋东才商量，蒋东才慨然应允，带着部下驻到河上，亲自勘察谋划。蒋东才带着将士们开工了。他们用兵法管理工地，不管酷暑还是雨天，昼夜不停地干。4个月后，新河挖成了。清泉畅流，舟船通行无阻，商贾骤然聚集，两岸百姓欢欣相贺。光绪8年8月，李鹤年撰写了《朱仙镇新河记碑》，立在朱仙镇北门内。碑文里详细记载了贾鲁河的水系构成和这次治理的经过。他在碑文中写道：“水泉畅流，舟行无碍，商贾骤集，居民灌乎相和，向之壅遏烦滞，一涤而新之。”那语气里，有欣慰，也有一丝如释重负。

潘铎和李鹤年，一个是道光朝的巡抚，一个是光绪朝的巡抚，相隔三十余年，治理的是同一条河。潘铎开了头，李鹤年收了尾。他们都用的是捐款——潘铎让属下捐，李鹤年用的是军力，花费只有7500两银子，比潘铎的50000两还少。这倒不是说李鹤年比潘铎能干，而是蒋东才的军队不计入工费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都想把这条河治好。

潘铎离开河南后，贾鲁河又淤了。1882年，李鹤年主持疏浚，工期半年。5年后，黄河决于郑州，洪水经贾鲁河南下，河道堵塞严重。一条河的命运，从来不是一两个官员能决定的。河道治理，不能一劳永逸。贾鲁河的故事，是一代代人不懈努力的故事。就像李鹤年在碑记末尾写的：“后之踵而有事于斯者”。

图：今日贾鲁河

在贾鲁河历史文化展厅，董院长面对着墙上的展板，向我讲述了贾鲁河在当代的治理与辉煌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贾鲁河一度曾成为人们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痕。由于贾鲁河两岸建起了工厂、养殖场、废品收购站，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排入河，河水变得又黑又臭。河道里堆着垃圾，违章建筑挤占了行洪断面，最窄的地方一步就能跨过去。贾鲁河成了郑州的“龙须沟”。

转折发生在2016年。那一年，郑州市正式启动贾鲁河综合治理生态修复工程，全长96公里，从上游的尖岗水库一直到中牟的大王庄弯道。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清淤，而是一场全方位的“手术”——截污、清淤、疏浚、筑堤、绿化、补水，一个环节都不能少。

10年过去了，贾鲁河变了模样。全线堤防达标，6座拦河闸投入使用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洪体系。去年七月，一场区域性大暴雨袭击郑州，贾鲁河成功经受住了考验——从上游到下游，洪峰平稳通过，没有决堤，没有倒灌，没有人员伤亡。而在治理之前，这条河的防洪标准连20年一遇都达不到。

更大的变化在岸边。贾鲁河沿线建起了五个湖泊、六个主题分区，景观绿化工程完成了90%以上。祥云湖的水面开阔得像一面镜子，圃田泽重现了“圃田春草”的郑州古八景，中州大道到东四环那段河道被打造成“郑州的秦淮河”，将来还能赛龙舟。

最让我感慨的是，沿河建起了许多游园。水利人通过巧妙设计，将原本河道疏浚出的土方就地充分利用，在河道两侧修建了蜿蜒的低山和土岭，形成了“六山、六湖、六岛、九岭、十二园”的山岭胜景，塑造出了美丽的“贾鲁河图”，绘制出灵动旖旎的多彩画卷。在六岛中，明伦岛是贾鲁河郑州段第一大岛，设计以明清时期郑州八景之“梅峰远眺”为主题，通过5座桥联系岛上与水街建筑，西岸以“水”开头，分别为水子巷、水秀巷、水乐巷、水源巷；东岸以水收尾，分别为河水巷、圣水巷、须水巷、金水巷、孔水巷、淮水巷、冰水巷、暖水巷。还在贾鲁河边建起了湿地公园、海绵示范公园、丹桂园等，做足了“水文章”。

走出展厅，来到一处观景平台。这里视野开阔，可以看到贾鲁河蜿蜒远去，两岸高楼林立，绿树成荫。忽然想起一位诗人朋友的话：“城市里的河流，是大地的血脉，也是城市的记忆。”贾鲁河的蝶变，何尝不是这座城市的缩影呢？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，再到生态文明，郑州和贾鲁河一起，经历着艰难的转型，也收获着新生的喜悦。

董院长告诉我，2025年12月3日，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梨园河村贾鲁河源头附近，一口沉寂了32年的机井忽然苏醒，温泉般的水流从中不断涌出，一时间成为全城关注的焦点。这口深达200米的机井，曾是村民生活的水源，却在20世纪90年代悄然干涸，被岁月遗忘。如今，它再度响起生命的汩汩之声——初时每小时仅有数立方米流量，随后迅速增大并稳定在每小时100立方米左右，水流在干涸的河床上冲拓出一条宽约4米、深近1米的溪流，沿着土坡蜿蜒汇入河道。这种泉水复涌现象，在贾鲁河源头附近还有多处。这是贾鲁河治理取得实质性成效的生动显现。

贾鲁河源头的泉水复涌了。那一汪清泉不只是圣水峪的事，而是整条河复苏的象征。数据显示：郑州市浅层地下水水位近3年累计回升3米，升幅居全国第九、全省第一；深层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9.6米，位居全国首位。数字是抽象的，但泉水的涌流是具体的。从“征服自然”到“顺应自然”，从“索取”到“回馈”，贾鲁河的变迁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你怎么对待自然，自然就怎么对待你。

古人云，水利之在天下，犹人之血气然，一息之不通，则四体非复为有矣。河水汤汤，不舍昼夜。贾鲁河从鸿沟走来，穿过楚汉争霸的烽烟，穿过大宋的繁华，穿过元明清的更迭，走过清末的淤塞，走过民国的干涸，走过当代的治理与辉煌。它曾经奄奄一息，如今重新焕发生机。这条河的复兴，是这个时代的注脚。